而闻名全国的科韵路天河软件园附近，棠下村、棠东村的创新孵化器里，数百家创新企业在此孕育。

放眼天河东部，车陂村、前进村所在地，广州第二CBD天河片区广州国际金融城将在这里崛起。

作为广州第一经济大区，天河目前共有25条城中村。撤村改制后，天河城中村集体经济取得飞跃发展，总资产市场估值过千亿元。

这些“传说”中的富裕天河城中村是怎样运作的？“千亿资产”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千万级“身家”的村民们是否有专业的知识去管理这些资产？村党组织怎么发挥领导作用？记者为您揭开神秘的面纱。

“村官”也要“背着书包上学堂”

9月初，梁国华将迎来他在华南农业大学第二个学期的学习。和校园里的青涩面孔相比，已过不惑之年的他身份有点“特殊”——他是长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总经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我感觉自己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不够用。”

20年前从广州大学工业及民用建筑专业大专毕业，梁国华在长湴公司已经工作了快17年了。在推进一些重大项目时，他经常要和第三方企业打交道。“他们当中有很多知识面广、实践技能丰富的专业型人才，相比之下，我们村公司工作人员知识和视野上的短板就显现出来了”。这让梁国华陷入窘境。

去年春季，他和其他35名学员一起，组成了华南农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天河村官班”。虽然称之为“村官”，但其实天河原农村地区已全部完成“村改居”改革，早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村官”了。不过，目前天河全区有25个村改制公司，经营管理村改制公司的人员仍以原村民股东为主。

“目前，全区各村改制公司的214名班子成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有44名，高中学历的仍有40名；即使在93名45岁以下的年轻班子成员中，也还有60名是大专及以下学历”。天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叶春青说，这说明村改制公司班子成员的学历总体来说还不够高，和天河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区的地位不匹配。

另一个数据也显示出天河村改制公司对专业管理的迫切需要：全区村改制公司2017年经济总收入67.96亿元，可分配净收入41.22亿元，转制居民人均所得34566元，稳居全市前列；实施“三资”交易以来，交易金额全市排名第一，增值额全市排名第一。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村改制公司治理方式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传统农村模式，经营收入主要靠土地和物业出租，产业层次、发展质量不高”。叶春青说，特别是天河区商务楼宇林立，在天河路商圈、珠江新城、天河科技园等区域，遍布高新技术企业、世界五百强企业。“我们走出去参与市场竞争，打造‘村里的众创空间’时，如果没有人才优势、知识优势，就很难保证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如何提升村改制公司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天河从领导班子队伍的综合能力素质入手，在“人”这个关键因素上做文章，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2015年起，依托周边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天河区先后与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天河区分校、华南农业大学合办行政管理专业大专、本科层次的学历教育班，共招收村改制公司学员累计87名，其中，大专班学员51名，本科班学员36人。

“学校的学习内容跟村改制公司改革发展的实际紧密联系，为我们量身定制了基层治理、集体经济管理等多项特色课程”。早在3年前便入读广州市电大天河分校的行政管理专科的郝晓勇，去年又续读了行政管理本科。入读时，他是车陂村治保会的一员，通过学习并在组织的培养下，于去年5月入选车陂公司董事会。

在郝晓勇看来，大学的学习有效提升了他服务村集体的综合能力。“现在我协助村集体的土地管理和开发利用等事务，是因为有对应的农村政策法规、土地政策等学习科目做基础，使我比较容易理解相关专业性的内容，较为顺利开展工作”。

“在去年开展的村改制公司领导班子换届选举中，区里也鼓励优先推荐高中以上学历的候选人，而且按照政策动向，预测再过几年，这个标准还要提高”。叶春青说。

太平洋数码广场、希尔顿酒店，都是这个村的物业

“第一次挂上去后流拍了，我们就把租金标准从95元降到85元，押金也适当往下调。但没想到，第二次挂上来后，竟然是以96元每月每平方米的价格成交的。”石牌三骏企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池锦玲说，虽然最后中标的企业不是“双创”企业，但好几次举牌到最后，都会专门询问其中的“双创”企业是否接受该报价。“整个招标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

在池锦玲看来，发展村集体的经济，首先就要提高办事透明度。实际上，石牌村集体经营收入主要以物业出租为主，云来斯堡酒店、维多利酒店、希尔顿欢朋酒店、华为达酒店等，均是该村公司的集体物业。“所有村集体资产的管理，都严格按照天河区‘三资’（资产、资源、资金）交易的有关规定进行。”

事实上，村改制改革之初曾面临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公司董事会日益强势但对集体资产管理混乱，党支部领导核心地位削弱乃至被边缘化，一些村公司党支部和董事会“两张皮”，甚至出现了集体经济由董事会负责，党支部只负责日常党务的错误观念。

为此，天河建立了村改制公司“三资”交易及财务监管平台，将村集体资产、历史合同全部录入“三资”交易平台，并在全市公布。而从强化村改制公司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着手，天河还出台了指导意见，确立了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改制公司领导班子运行机制。

“村改制公司建立了由党组织提议召开，党组织书记负责召集、主持的党组织、董事会班子联席会议制度，凡涉及村改制公司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叶春青说，未经党支部同意，任何涉及人事安排、“三资”交易等重大事项都不得提交班子联席会议、股东代表大会、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让村集体资产在阳光下运营，就是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围绕民主决策、“三资”监管、薪酬制度等关键环节，天河还制定实施了26项制度，完善民主决策、议事规则，严格规范“三资”交易流程，建立科学的薪酬制度，形成了党组织领导下全方位、规范化的监管体系，凸显了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

如今，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多方共同努力下，天河区村改制公司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发展稳定大局得到巩固，全区各村改制公司集体经济稳健增长，多项经济发展指标持续向好。2017年，天河农村集体资产交易总额居全市首位。

从“耕田”到“耕屋”，村民“角色转变”也有苦恼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带来了村改制公司的转变，也造就了“洗脚上田”的“农转居”人员。从“耕田”到“耕屋”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多“农转居”家庭享受了城镇化建设的红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因为生活有保障，就业意愿不高，甚至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打架、赌博等社会不良事件时有发生。随着年龄增长，就业压力和融入市民生活的难度也随之增加，与城市居民的生活差距越来越远。

据统计，天河区现有“农转居”人员76000多人，其中未就业的约7000人，由于“农转居”人员年龄普遍偏大，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且部分人员因长期失业丧失了就业信心和从业能力，难以融入社会。

如何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天河城中村的新课题。两年前，天河区正式启动“农转居”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3年行动计划，由街道、村改制公司、协议培训机构共同参与，拟用3年时间，促进辖区内7000名“农转居”劳动力的技能提升。“订单式开班”、“家门口办学”、“一街一特色”等特色经验和做法颇受市民欢迎。

在此过程中，村公司党组织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他们积极牵头，为“农转居”人员提供创业培训、资金扶持、创业指导等服务，帮助“农转居”人员迅速适应“角色转变”，有效凝聚了党员群众。

“平时要照顾孩子和母亲，加上学历不高，没什么技能，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年近半百的棠下村民钟女士，此前在一家皮革制衣厂当了20多年的制衣工，前几年单位倒闭就下岗了。在村公司党组织的牵头下，她参与了保育员特色技能培训班，并顺利拿到保育员初级证书，找到了一份家庭服务员的工作。

而在“城中村”改造等老大难问题上，村公司党组织建立支部委员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机制，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中，当好改造政策的宣传员，让更多的群众知晓、理解和支持改造政策，以真诚的服务化解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有力维护了村公司的稳定发展。

车陂村是广州最早开展“三线整治”工作的城中村，并联合村社力量率先建设村内“交通微循环”以及引入“便民服务车”，如今这里巷道整洁，往日的“蜘蛛网”不复存在，还吸引了多地城中村来参观学习、交流经验。

“车陂街道及村的党代表及人大代表每周定期接访各经济社的社员代表，听取他们基层工作开展和群众的呼声，对反映的问题及困难，村集体能够解决的就由马上处理，不能解决的就上报协调处理，争取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有落实。”郝晓勇说。

而当城中村遭受共享单车“围堵”的时候，基层党组织也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当时村里的共享单车已‘泛滥成灾’，甚至有救护车来到村口后，花了半小时移开共享单车才能进来。”棠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李文钎说。

为此，党总支牵头制定方案，召集村干部开会协商，通过支部委员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机制，让更多的群众知晓、理解和支持改造政策。李文钎说，禁止共享单车入村的首晚就拦截了5000多台共享单车，周边很多村民都主动牺牲吃饭时间来一起拦截。如今，棠东村已经看不到一辆乱停放的共享单车了。

■样本

“听说村里要建孵化器，很多村民以为是养鸡养鸭的，如今”

最近，位于棠东毓南路西侧的冠达智慧港企业孵化基地挂牌了，成为天河“互联网+”小镇的一部分。这里原是棠东第二股份合作经济社的旧厂房。两年前，棠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召开党总支部会，经承租方业主同意，决定将这片旧厂房邻近的地块，改造为又一个科技创新孵化器。“村改居”城市化转制后，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是原村民的“主心骨”。

“几年前，听说村里要建孵化器，很多村民以为是养鸡养鸭的。”棠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潘美春说，当时的支部会决定，116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党员，再次分头包片，走家串户宣传“双创”理念，做通思想工作。

棠东村所在的棠下街号称“走鬼”天堂，居住着25万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这里不仅环境脏乱差，产业也很低端。村集体物业都出租做小工厂、小作坊，租金低且存在消防隐患。为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响应“双创”热潮，3年前，潘美春跟着天河区政府的考察团来到中山大学孵化基地。

“7个学生白手起家做餐饮业，1年后发展成为拥有上千员工的公司”。潘美春被这种创新力量深深触动，希望把创新氛围带到村里。“村民以前都是农民，耕田谋生，文化程度低。如今要转变观念，分享‘双创’红利”。

把创新孵化器引进城中村并非易事。除了让村民改变过去收租金的观念，首先就是把环境搞好，吸引高新企业和创业团队进驻。

“‘三线’改造提速降费，是高新企业入驻的前提。但一改造，有的片区会停电停网，居民意见很大。”潘美春说，95%的村民仍住在村内，党员干部几乎一整天都蹲守在街上，了解村民需求。“党员要发挥带动作用，让村民拧成一股绳。”

当时，在党支部成员及党员的带头发动下，棠东村抓住天河区打造广州国际科技创新枢纽核心区的机遇，改造了一批集体物业为“新三板”企业孵化基地，目前已引进高新企业65家，园区年营业额逾50亿元，出租屋租金从10元/平方米上涨到最高100元/平方米。

如今，冠达智慧港企业孵化基地将成为棠东村的第二个创新孵化器，预计可以满足数百家移动互联网及文化创意等企业入驻，大约可以解决5000人就业。“村民都感觉到了，孵化器整体规划更高大上，而不是低端的厂房。上班的都是白领，还给了很多创业的机会给大学生，吸引了很多大学生来到城中村。”潘美春说，从“种房子”到“种企业”，村民切切实实感觉到创新带来的实惠。

【策划统筹】陈邦明

【校对】曹柏英